試用好物

序 趙令揚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一、本書研究視野：明末清初朱明宗室四層出處考慮
二、明末清初朱明宗室人口數目
三、國變前的「富宗」與「貧宗」
四、明宗室在「天崩地解」易代時世的困境

第二章 明宗室對於殉的選擇
一、明宗室捨生取義之時機及原因
二、抗清失敗而自殺的明宗室
三、走投無路而自殺的明宗室
四、餘論

第三章 降清的明宗室
一、清人入關與率先投降的明宗室
二、順治三年五月的「私匿印信案」
三、明宗室於「私匿印信案」以後的投降情況
四、康熙時期最後一批降清的明宗室
五、餘論

第四章 抗清的明宗室
一、明宗室抗清的背景及原因
二、明宗室抗清的表現
三、明宗室抗清的下場
四、餘論

第五章 歸隱的明宗室
一、歸隱宗室的生計
二、歸隱宗室的精神寄託
三、餘論：歸隱宗室的交友圈和感情世界

第六章 結論：明末清初朱明宗室出處的歷史意義及評價
一、明宗室對正統論的看法
二、個人背景和際遇決定了明宗室的命運
三、對於這個特殊族羣在不同時代的歷史評價轉變
四、總結：沒有自由意願的選擇、只有命運安排的明末天潢

序

　　明太祖朱元璋於1368年建立明朝，並定當時之南京為首都，而當時北元仍然存在，並佔據有華北大部分地區，因此朱元璋除要小心應付北元之突變外，對長江流域之天下，不得不強調「華夷有別，四海一家」的政綱。朱元璋的「華夷有別」， 「華」乃指當時處於南方之新建立之明朝，「夷」當然為處於華北地區之北元。「四海一家」應為當時處於現在東南亞所有的國家而言。更進一步，朱元璋更清楚地指出：海上有關東南亞之國家，列為「不征之國」，表示明朝對東南亞各國乃採取和平共處的政策。

　　朱元璋初政，乃採取強化君權的國策，嚴刑為治，並分封各皇子出任藩王，衛護天朝的利益。

　　太祖共有26個兒子，除太子標和皇子柟未封外，其他的兒子俱封王建國，先後封了25國。太祖本以為建立藩國可強化皇朝的勢力，直至胡惟庸、藍玉意圖謀變後，乃加強警覺。於是更進一步委派有為及可信之皇子守邊，以防權臣勾結夷狄作亂。太祖派遣他認為最可靠的皇子，燕王朱棣及寧王朱權守邊，可見太祖的確了解皇子中誰是表表者，但他在生之年，並未覺察到這正是燕王後來奪位的把柄。

　　太祖一早就內定長子朱標為自己的繼承人，可見太祖對繼承人的重視，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太子標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早逝，太祖馬上立皇太孫朱允炆為繼承人。本來太祖在位時，無任何跡象有藩王意圖重演唐太宗時「玄武門之變」的家庭悲劇，但因洪武駕崩後，允炆登位，即大舉削藩，令各藩王坐立不安。燕王朱棣乃首先發難。他早已了解寧王朱權一直乃支持朱允炆的，也知道寧王重視手足之情，乃用計引寧王入關，望兄弟兩人能夠一聚，共商國事。寧王當不知燕王此乃引他入局之計，故一到燕王府，即被軟禁，使燕王在奪位過程中，少了一大阻力。事實上，宗室之爭奪皇位，歷代都有同樣事情發生。但朱允炆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駕崩後即進行削藩，的確有點操之過急。然而，歷朝奪位之過程，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燕王起事之初，節節敗退，然經過四年之苦戰，終得償所願，但四年之歲月，在整個奪位過程之中，宗室與宗室之間的矛盾，大臣與大臣間之互相猜忌，即藏下了日後一連串宗室謀變的藉口，這點應是明太祖朱元璋所料不到的。當然，當燕王多次有危急之時，都幸有親信或支持他的其他皇子予以拯救，得能逃出生天，但這也暗中引起日後漢王高煦於仁宗朝領導之叛亂。這點燕王肯定一早已洞悉一切，但因繼承人朱高熾及其子朱瞻基都是雄才偉略，一直都在避免骨肉相殘悲劇之重演。可惜漢王高煦未能看清當時政治形勢而急急發動政亂，確是有點草率行事。因為當時朱高熾已繼朱棣登位，是為仁宗，其子朱瞻基，英明神武，年幼時已為燕王所器重。燕王「靖難」成功後，朱瞻基即經常代表燕王來往北京、南京之間，負起重大任務。且與其父朱高熾十分投契，並堅決執行朱元璋之「華夷有別、四海一家」之國策，繼續與東南亞各國保持友好，並且延續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之舉，這一連串的政策，漢王高煦一直是忽略的。同時，高煦對自己的兒王，管教無方，使自己的兒子經常風花雪月、不務正業，與仁宗之一心為國為民，確有天淵之別。漢王高煦叛亂失敗後，仍未能終止其他宗室起事的企圖，其中正德朝安化王寘鐇及寧王宸濠之叛亂，是宗室與宗室之間對「靖難之變」的回應。

　　太祖因太子標早逝而立皇太孫允炆為繼承人，太祖認為這是合乎禮法的。同時也感到皇太孫乃一可成大業的繼承者，因他重視家、國，重視儒學，日常與儒臣討論政事。這些都合乎太祖的要求。然而，由於允炆登位後即進行削藩，對有野心的藩王絕不留情，因而引起燕王的不滿，起兵靖難。但在仁宗登位後，宗室漢王高煦之叛，基本上乃步燕王之靖難而已，然仁宗之皇太子朱瞻基為皇太孫時，已為燕王所器重，且常代表祖父處理政事，燕王雖然了解漢王高煦在處理政事方面跟仁宗比較毫不遜色，但因皇太孫的能力，高煦的任何一個兒子都比不上他，使燕王內心世界早已肯定皇太孫朱瞻基之地位，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漢王高煦之亂，在仁、宣朝因朱高熾及其子朱瞻基力挽狂瀾，終能化險為夷。正德武宗登位後，信任宦官劉瑾，弄得朝政不修，武宗好與宦官微服出巡作出種種不正當的嬉戲，並在京師西華門外設豹房，以官內外美女為樂。朝政一手由劉瑾包庇，武宗從不過問，因而引起安化王（今甘肅慶陽縣）朱寘鐇之亂。寘鐇為太祖第16子朱栴曾孫，好大喜功，經常有叛逆之心，苦無機會。正德五年（1510），借大理寺少卿周東及巡撫安惟學貪污欺民，寘鐇乃勾結都指揮何錦、周昂等殺周東、安惟學。且力數劉瑾罪狀，並揚言要舉兵清君側，朝野為之震動。幸好武宗及時派遣左都御史楊一清督師聲討，安化王之亂18日便已平定。可見明朝宗室對朱元璋所建立之政權，毫不重視。至正德十三年（1518），又發生寧王宸濠之亂，宸濠本太祖十七子朱楌五世孫，當燕王發動「靖難之變」時，暗引寧王朱權入關，繼而予以軟禁。成祖登位後，即將朱權徙封江西南昌，一直相安無事。然宸濠為人，常胸懷異志，自命不凡。武宗大婚多年，因荒淫過度，仍缺繼承人，故儲位仍然懸空。宸濠除繼續遊幸外，更派遣鶯黨羽日夕覬覦帝位，更與武宗嬖人錢寧及兵部尚書陸完勾結，準備隨時發難。正德十三年（1518），宸濠聞武宗派駙馬崔元前往征討，乃託言奉太后密旨舉兵入朝監國，並宣佈廢正德年號，並集大軍過萬，佔據江西九江星子等郡，大殺守吏，幸有王守仁等在福建剿匪，途至江西豐城，才得以解圍。宸濠之叛變，只35天即為王守仁所平定，但武宗沒有以此次事故作為警惕。相反，仍繼續他夜遊的習慣，更因聲色過度，在位16年便吐血而崩。因他沒有兒子，也無同胞兄弟，皇太后乃接受大學士楊廷和的建議，以興憲王長子朱厚熜為繼承人，是為世宗。本來繼承人得以解決，繼位之事，可算告一段落。可惜明朝之士子過分重視不必要的禮節，往往藉小事而唇槍舌劍，來表現自己的才華。其實眾人所爭論者只不過是一件小事，但想不到竟然有人把他弄成大事。此乃世宗與各元老你爭我論的「大禮議」事件。

　　「大禮議」事件，乃朝中不同派系的大臣互不相容、堅持己見的結果，更有大臣居然借題發揮，言「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直至今日」。本來「大禮議」事件乃世宗謀替自己的亡父與獻王及親母慶獻王后蔣氏爭取更高的合法地位而已。居然釀成一場政治危機，更造成黨派之間的無理鬥爭，因而下獄的下獄，廷杖的廷杖，戍邊的戍邊。明朝士子往往不顧大體，只重己見，認為應受重視的禮節最為重要，因而多不重視政治現實，更不能和衷共濟，酌理准情，予日後「東林黨爭」的禍根，更予宗室之間的互相猜忌，未能同心合心地挽救國難，誠可悲也。

　　世宗崩後，明政仍然未有任何轉機，穆宗雖意圖進行改革，可惜大臣之間互相猜忌，論及政事，都各持己見，從不妥協。這當然不是他們有任何恩怨，只不過在爭論之中，望能突出自己的才華，引起士子的注目而已。事實上，明朝士大夫因多重視門户，而不顧政治現實及相處之道，往往意氣用事，為了一件小事，可以磨拳擦掌，互不相容。且爭鬥之中，論點多無實際之物，只是天馬行空。可見明末社會已是烏煙瘴氣。至神宗末年，又有「建儲議」及 「梃擊案」之爭。其實「建儲議」乃帝皇之家事，皇儲一天未立，皇長子地位，事實上仍未改變。可惜大臣都望能表示自己對「建儲」的關係，不假思索地對宗室之間的政治，毫無了解之下而予以站邊，這不引起帝皇之痛恨才怪。因為在封建社會，就連帝皇的妻子都未能夠清楚了解帝皇的思想。何況並非有機會日日親近帝皇的大臣呢？

　　至於「梃擊案」，從現代眼光看來，只是內廷守衛疏忽，並非陰謀行刺皇室中人的證據。居然也可搞成為風雨的事故，可悲之餘、也可笑也。

　　明朝社會，神宗47年的統治，社會已逐漸有所改變，其中許多大都市，已具雛形的城市化，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加上中外貿易已有蓬勃的發展。如果當時大臣之間的思想能夠和正在發展的城市化配合，可能會避過滿清入關這一劫。可惜大臣之間只懂得享受城市化的成果，未能更進一步來強化對當時政治的發展和經濟的起飛。因當時在朝的大臣，只顧政治鬥爭而忽視對政治的改革，他們也不重視流寇的存在、邊疆的防禦。因明朝士子過分強調「心性」之學而忽略了富國強兵之策。明中葉後，有張居正、李卓吾這些高人之存在，惜他們除了比其他同輩之思想早熟幾近一個世紀外，也不為他們同時代有關人物的重視，故明之一蹶不振，是難以避免的。

　　明史研究，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富路特教授（Carrington Goodrich）倡議之下，成為中外中國史研究之重點。富路特教授更在上世紀的70年代策劃《明代名人傳》（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編撰，得中外學者全力支持，在編撰過程中，富路特教授力邀正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的房兆楹、杜聯喆夫婦予之協助，令編撰工作能順利進行並如期完成，除富路特教授之熱心工作及房氏夫婦的無私協助外，更有全球明史硏究之學者共同努力耕耘的結果。然而有關明史硏究之專書及論文，大多集中於政治及人物方面，吳晗的《朱元璋傳》、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朱偰的《鄭和傳》都是學術水準極高的作品，同時也是上世紀40年代硏究的成果。從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明史硏究在國外，香港、台灣等地都有不同硏究成果的湧現。在美國，華裔學者黃仁宇有關萬曆朝經濟發展的過程，蘇均偉的嚴嵩研究都是極具權威性的著作。有關美國學者方面，則有牟復禮（F. Mote）的高啟傳、賀凱（Charles Hucker）的“Censorial System”、狄百瑞（William. Th. De Bary）所編有關明代思想的論文集、司徒琳（Lynn Strve）的南明硏究，都是這方面重要的著作。

　　日本方面，有山根幸夫所編有關明史硏究之書目，對年輕一代投身明史硏究的學者，是有許大的幫助。

　　在這期間，台灣學者對明史硏究，也作出重大的貢獻，黃彰健、吳緝華、徐玉虎、徐泓、吳智和、朱鴻、林麗月、張哲郎等人，雖然大部分都是孤軍作戰，但他們的硏究成果，仍然是驕人的。

　　80年代期間，因國家採取開放的政策，故內地的明史硏究也紛紛活躍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硏究所明史硏究室在王毓銓教授領導下，培養了許多傑出的年輕一代的明史硏究學者。天津之南開大學、福建之廈門大學當時都是明史硏究的重鎮，可惜當時之學術硏究，未能和經濟起飛互相配合，故未有突破之表現。

　　香港地區，因香港大學一直都重視中國歷史之教學及尖端的硏究，硏究範圍除對太袓初政予以重視外，對仁、宣兩朝努力安定政治局面的研究亦相當重視，在本人主持下，許多年輕的明史硏究者的著作都受到重視，這些學者當中，梁紹傑、許振興、楊永安、馬楚堅、蘇耀宗、曹光明、陳永明、楊文信等人應是其中之表表者。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其有關明史著作中曾揚言明太袓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比起秦始皇時，明太袓應可擺上更高境界。這當然是作者個人根據當時政治的動向來作出的結論，這種論調是有時代性的，當然也擺脫不了政治發展的限制。但李贄另一論點，言明朝建國至仁、宣後，政治發展及其他方面的推動應是停留不前，從今天硏究明史來說這是完全正確的。因明之宣宗崩後，繼位之英宗、代宗、憲宗，除因土木之變大傷元氣外，憲宗一朝，更因宗室之間的內部鬥爭，使明朝政權處於極不安定的局面。憲宗崩後，孝宗登位，本來有點中興之跡象，可惜因孝宗早逝，傳位給武宗，使明朝政治又再進入黑暗時代。這一連串的皇室內部矛盾，加上宦官當道，后妃爭寵，派系相爭，故令政治不修，終於陷入黨爭的險境。硏究明史的學者，在上世紀50年代，除謝國楨、朱倓有專書道及這些片斷外，50年代後，只有丁易之《明務特務政治》詳述明代政治不修的原因，有關每朝宦官之弄權經過，也有詳盡的分析。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明史硏究開始活躍，而文章之內容及觀點，本能有所突破當然是人為的，因到了80年代，有許多思想觀點，仍然是緊緊扣着，未能放鬆，故成名的學者也好，後起之秀的學者也好，都因怕與政治的氣候相左，而不敢有所發揮。雖然如此，但有關社會、經濟的專書及論文的湧現，確如雨後春筍，質量也有突破。

　　寄居海外之華裔學者，有關明史硏究，在這期間，貢獻最大者應為柳存仁、陳綸緒、余英時、陳學霖、秦家懿、蘇均偉、蘇宗仁、馬幼垣、黃仁宇等。年輕的一代，上述香港大學的梁紹傑、許振興、楊永安、馬楚堅、林子昇、陳永明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李卓然等，目前應是處於領導地位。

　　上面所講這些學者中，除陳永明外，硏究範圍多與宗室無關，然而每一個人的論文，對明史硏究都有突破性的表現，並予吾人許多新的觀點、新的思維。台灣方面，中央硏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吳緝華硏究員，應是明史硏究之表表者。同時，他有討論宗室問題的文章發表，貢獻良多。美國方面，有印地安拿大學的司徒琳（Lynn Strve），用力最勤，其作品多涉及南明的宗室問題、抗清問題，對這段歷史有很大的成就和貢獻。至於直接硏究明宗室的學者，上世紀60年代，則有英國劍橋大學的Kenneth Robinson，對寧王朱權音律的成就，有深入的硏究，Robinson後來出任北婆羅洲North Borneo教育署的教育司，為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校務主任（Registrar）胡熙德先生的摯友，得蒙胡師的引介，1963年間，筆者在香港曾經與Robinson見面。Robinson是一位精通中國歷史的漢學家，乃英國劍橋大學的高材生。

　　有關明代宗室的硏究者，少數早已成名學者的作品，目前仍然是硏究這片斷的重要文獻，這些學者當中，計有謝國楨、孟森、朱希祖、朱倓、王春瑜等。

　　鍾國昌博士乃香港一位傑出的律師，他不但是一位受同業同輩所欣賞的法律專家，也是一位熱愛歷史、哲學硏究的學者，他的歷史博士論文〈明末清初朱明宗室出處硏究〉出自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其導師為清華大學掌史學之張國剛教授。在張國剛教授指導下，鍾博士把有關南明這一段浩瀚歷史的資料，排其精華加以考究，予以分析，配合中國歷史硏究中最重要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實際情況，經之營之而成學術論文，是值得慶賀的。

　　鍾博士的硏究成果，得商務印書館予以出版，鍾博士要本人替其大著寫序，這是義不容辭的事。鍾博士之大著分為六章，除導論中論述明末清初朱明宗室的硏究問題和硏究狀況外，其他五章，分別為有關朱明宗室人口的蠡測、宗室的生活、入清後對宗室之影響、宗室的殉國問題、抗清及降清的間題、歸隱宗室的生活及入清後對新政權的取捨問題。每一章、每一節，鍾博士都有詳盡的處理、小心的考證，所以本書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學術著作。因鍾博士在大著中，有許多新的觀點、精闢的論述，都是值得吾人思索的。

　　1644年，清兵入關後，崇禎殉國，這表示崇禎皇帝在國破家亡前夕對皇朝的負責，因他清楚地了解到，在朝代交替過程中，有許多難以忍受的事，一定要面對的，因而選擇以身殉國之道路。同時，在殉國之前，他也替自己的后妃、公主，安排追隨自己的道路。當時在明朝傳教的耶穌會天主教傳教士，了解此事之始末後，紛紛以戲劇、詩歌、音樂來表達「公主之死」的勇敢行為。最早有關崇禎殉國的故事應為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他被公認為荷蘭的國家詩人。1667年，他發表他有關崇禎的劇作。Zungchin of de Ondergang der Sineesche Heersahappije（Zungchin, or the Fall of the Chinese Empire），在這劇作中，有許多明末有關的歷史人物，都先後出現，如吳三桂、李自成等，他們對明亡應負起重大的責任，但Vondel對自己的劇作非望能公演，只望朗誦而已。相反，當時的英國劇作家Elkanah Settle（1648-1724）則將此歷史尾斷變成悲劇而結果終於變成中國式的喜劇終結。上述有關崇禎殉國之悲劇，Montreal大學已故之夏瑞春教授（Adrian Hsia）在他的著作Chinesia - The European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Chapter I and II，有極詳細的描述。

　　17世紀以來，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荷蘭等國，都發現遠東為一處值得注意的地區，乃紛紛向遠東水域發，他們的目的除望能加強貿易外，也具侵略殖民的野心。除天主教外，當時還有新興的新教，也參與其中，但終比不上天主教傳教士的積極，因此有關中國的著作，仍然是天主教傳教士的作品在歐洲較為受重視。事實上，硏究明史，特別是17世紀這片斷，如能對西班牙文、荷蘭文、葡萄牙文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上述這些國家的檔案，應是硏究中外關係的寶藏。美國芝加哥大學之Donald Lach教授，他的巨著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基本的資料多是從上述有關檔案取材。已故中國學者陳綸緒（Father Albert Chan）在生之時，經常在提醒年輕學者對上述國家所藏資料要予以注意，可惜年輕學者對這段歷史的硏究缺乏興趣。

　　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華人聚居地區發展粵劇表演時，對唐滌生的《帝女花》予以高度的評價（見丁傳靖：《甲乙之際宮閨錄》（甲戌板）卷一，〈宮板〉及3-4〈長平公主〉），但處理中國問題的劇作家，沒有想到三百多年前，崇禎殉國後已有歐洲人將此事戲劇化在歐洲上演。如果中西文化之交流進一步加強，既促進雙方的了解，也可打破雙方固步自封的局面。南明歷史的硏究，從孟森、朱希祖、朱倓、柳亞子等學者開其端，到目前為至，鍾國昌博士對這段歷史的硏究開拓了許多新的領域，渴望年輕一代的學者，能夠循鍾博士之步伐，將南明史硏究予以發揚。因這一段歷史，道出二當時中外文化的往來。既可從硏究過程中，理會到西方列強在當時為甚麼要對中國予以侵擾，也可從不同國家對中國的文化觀點、宗教信仰，有新的了解和認識。